但这个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同样地，这样说也不应贬低普通法对于法律制度发展的贡献，如果说大笔一挥，将英国、加拿大等的制定法全部取消，那么普通法仍然能够提供行政程序正义的基本框架。[59]乐观的观点认为，尽管自然正义原则的措辞已经让位于程序公正，但程序本身具有固有价值的观念还是保留了下来，自然正义的核心价值或灵魂仍然得到了保留，诸如告知以及某种形式的听证在所有的情形下基本上都是保留的。
英国的这一转变同样也影响到了其他国家。后一种叫做尊严的进路，主要与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这一原则相关。在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如加拿大，各省还制定有不同范围的行政程序性法律，如安大略省的法定权力程序法（Statutory Powers Procedure Act）、阿尔伯塔省的行政程序与管辖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nd Jurisdiction Act）、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行政裁判所法（Administrative Tribunal Act）、魁北克省的行政正义法（Administrative Justice Act）。根据智慧的要求，如果不听取另外一方面的意见，在做出决定时可能就会犯错误。[17]在十七世纪早期的英国，议会主权尚未完全确立，而在与王权甚至议会主权的斗争中，法院频频诉诸自然法的要求，主张其所实施的乃自然之法与上帝之法。
而在制定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方面，除非法律有明确相反的规定，授权立法隐含的要求是，根据制定法授权制定的程序性条例和规则，应该符合普通法的要求。按照传统的观念，自然正义所规定的是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的要求，然而在程序公正的新范式下，很多情况下并不能达到自然正义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必要的。领导与执政的主要区别在于: (1)地位获取的途径不同:党的领导是一种事实关系，领导地位不可能靠强制、靠武力、靠宪法法律规定。
从我国《宪法》的规定和宪制的现实来看，法院不具有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的权力，也不可能具备进行违宪审查的政治权威，全国人大的决定也需要接受党的领导，党则在事实上拥有着违宪审查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与此相对应的党的组织领导权具体包括两项权力:一是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的权力，我们可称之为政要提名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例如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全文共出现党领导和党的领导22次，出现执政11次。最早提出中国主权之双重代表制思想的陈端洪教授认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中国宪法的第一根本法，与资本主义宪法相比较，其独特性在于共产党的领导权。
遗憾的是，上述探索被以党代政的错误指导思想打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有反映中国实际、描述中国问题、彰显中国智慧的法治话语。可以说，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权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本文认为，从一般法理来讲，政党的领导权是一种社会权力。
可以说，目前我国是一种宪法+党章的复合宪制。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己经从单纯的领导党成为兼具领导党和执政党于一身的政党。其次，也没有哪部法律赋予了执政党这样的权力(利)。但是否就如有学者主张的那样，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党的领导权的具体内容和行使程序呢?对此，我们应当尊重并遵循1982年宪法的制宪者们的意见，只在《宪法》的序言而不是正文中写党的领导。
从另一个角度看领导权是否可以成为一个法学术语，也有不同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深入研究如何在这一底色上做出更加美丽的画作。
在这样的双重角色中，党必须注意区分领导活动与执政活动。所以，党的修宪建议权实际上成为具有宪法效力的一种权力。
与此相对应，党的领导权的第一个内容就是政治领导权，即确定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制定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的权力。社会权力的最大特征就是不像国家权力那样具有对全体公民产生强制性的影响力和支配力的法律效力。很显然，仅靠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们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权力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权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尤其需要对理论底色的准确把握，需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3.思想领导权 党的思想领导是指通过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用党的基本路线的精神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从而把党的主张变成人民的自觉行动。2.两项组织领导权 党的组织领导是指党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影响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而监督来自三个方面: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一）领导是相对于执政而言的概念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己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蒋清华：中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二）党的领导权具有宪法效力的理由 之所以赋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以宪法效力，是因为它不同于西方政党，后者是代表部分利益的政党，前者是代表整体利益的政党。
（二)领导权是相对于国家权力而言的概念 领导对应着领导权，那么执政是不是对应着执政权呢?新闻界和学术界都使用过执政权这一概念。着眼未来，党的这些建议不仅需要经过更广泛的党内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生成过程，而且还需要经过中国民主的最高实现形式—人大的实体性审议。
在当代法学界，郭道晖先生、张恒山教授是深入论述领导与执政、领导党与执政党区别的杰出代表，其中郭道晖先生最早从法学角度提出并分析了党的领导权。将领导权纳入宪法体系，就是要让它受到宪法约束。通过对领导权的法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权制度的方向和要点如下: (一)扩大民主:为领导权的正当性提供资源 如前所述，党的领导之所以具有宪法地位，领导权之所以具有宪法效力，其正当性来源于党是人民主权的政治代表，而党成为主权的一个代表的条件是党必须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党的政治领导权的第三项内容是宪法解释与审查建议权，即提出对《宪法》有关规定的解释方案，对有关事项的合宪性审查提出意见的权力。
由于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全国人大要通过选举或决定，使党中央推荐的干部合法地进入国家政权机关的主要领导岗位，所以党的政要提名权具有宪法效力。党提出的重大政策、决定要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上升为法律、决定，通过国务院转化为行政法规、国策，通过中央军委转化为军事法规。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支柱，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法治体系的突出特点。另外，还有一些党内基本法规涉及调整党组织与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的关系，它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有必要提出领导权这一术语，使其成为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法律概念和法治话语。例如，媒体报道国民党丧失执政权苏共丧失执政、日本民主党夺取执政权等等。
所以，揭示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学术话语体系重建的一个基本尺度，因而就不可能局限于对外国的模仿或者对传统的继承。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有法学学者提出和使用领导权，但这一概念长期没有得到主流法学理论的认真对待，国内宪法学教科书和法理学教科书都没有解说这个概念，现在需要对此现象进行纠正。日常生活中党的领导的说法更是不可胜数。五、完善党的领导权制度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兼具领导党和执政党于一身，既拥有领导权，又掌握国家权力，但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都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为此，需要加强宪法教育，把运用宪治思维与宪治方式的能力和水平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一项重要考察内容。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原则上不能否决党的重大政策决定，否则，将出现宪治危机。
的确，要巩固党的领导、提高领导水平，根本方法是民主，因为党的领导权从根本上讲是来自于党的主张忠实地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得到人民的信赖、拥护和追随，而不是单纯靠枪杆子取得的，更不是靠《宪法》来规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宪法对党的领导地位的确认，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权不同于普通政党领导权的根本所在，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在特定范围内具有宪法效力，它应被视为一种宪法权力。要保持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应扩大民主，为领导权的正当性提供资源;依宪治国，处理好领导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完善党规，以党章和党内基本法规规范领导权。
